澎湃新闻记者 陈蕾 实习生 孙小雯 编辑 黄霁洁江苏证券配资综合服务网
冬日长沙，不到七点，二孩妈妈贾梅把1岁的小宝抱进小推车里，用被子紧紧裹住。推着车走了二十多分钟，她抵达大宝的学校，随后套上从保安处领来的“护学岗”马甲，站在校门外的天桥上。
元股证券:ygzq.hk寒风里，她庆幸孩子没有哭闹。丈夫出差、婆婆回乡，她只能自己站岗。
这是贾梅三年前的经历，和很多家长一样，她对“护学岗”有意见，也不时刷到相关新闻。去年的12月29日，同样是一个冬日，在湖南张家界永定区一小学门口，一名45岁的家长突然晕倒，经送医后抢救无效离世。永定区教育局后来通报，事发时，该家长在“护学岗”志愿执勤。
这起事件再次引发了对“护学岗”质疑的声音，不少家长在网上发帖，“‘护学岗’还没有取消吗？”今年全国两会，也有人大代表建议学校要落实主体责任，取消“护学岗”机制。
让许多人困惑的或许不是“护学岗”本身，而是“护学岗”倡导的“志愿”，是否真的能做到“自愿”？近期，我们采访了多名家长、老师、学者，试图梳理“护学岗”的由来与变形。出乎意料的是，我们还听到了许多真实的情绪，源自微妙而边界模糊的家校关系。受访者的讲述把我们引向了更深入的问题——“护学岗”要“护”的孩子，真的被保护了吗？我们希望孩子在怎样的家庭、学校和社区中长大？
争议之下，改变也在发生。今年春季学期，江苏、广西等地已有多所幼儿园和小学通知取消家长“护学岗”。广西一小学工作人员对媒体表示，今后的校园“护学岗”将由教职员工、安保人员和公安民警共同负责，不再要求家长参与值守。
轮值、签到、“护苗队”
现在，随着小宝进入幼儿园，贾梅家又多了一项“护学岗”的任务。而小学的值班不变，排班由老师制表，贾梅或家人需要当天在指定时间到场，签字、拍照确认到岗。上午站岗40分钟，下午站岗2个小时20分钟，结束后再拍照确认。
贾梅回忆，学校安排“护学岗”时，没有事先给家长做过培训，也没有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只是让家长守在固定的岗位上，“去了就行，把时间耗在那”。对于在天桥上站岗要做什么，她称自己没有被指导过，只能自行理解为“不让小孩在天桥上逗留玩耍”。
事实上，有一半的时候是孩子奶奶去值的“护学岗”。贾梅觉得，“护学岗”流于形式，却令他们难以拒绝。
有一回二宝流感发烧，正好轮到贾梅家值岗，她向老师说明情况：奶奶送大宝，丈夫上班，自己需要照顾生病的孩子。老师回复，让她自己换班，她表示为难，家里两个小孩，上学放学都在一个时间。最后，老师给的方案是“下次补”。
贾梅不反对“护学岗”本身，但对“护学岗”的摊派颇有微词，仿佛是强制义务。更让她感到不满的是，“交警、老师站岗有工资，有的家长请假却要被扣工资。甚至还有人花钱请人代岗”。
在二手交易平台上，记者搜索“护学岗”，发现“代站护学岗”服务存在于全国多地，标价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
杨芸也曾感受到“护学岗”难以拒绝的压力。
2024年孩子入学幼儿园，她收到一张写有孩子名字的值班表，“没人向家长征求意见，幼儿园也没说为什么要安排‘护学岗’”。老师在家长群发布通知，家长齐刷刷回复一排“收到”。有家长在群里说当天没时间，班主任让家长想办法“克服困难”，有事提前请假，和其他家长协调站岗时间。
杨芸幼儿园老师在家长群发布通知，家长齐刷刷回复一排“收到”。本文图片除特殊标注外，均为 受访者供图
杨芸是双职工家庭，考虑到家里老人身体不好，现在多是丈夫上班前去值岗，每月一次，一次45分钟。岗位在洗手池、楼梯转角等处，职责包括提醒孩子慢走、协助孩子洗手等。“多数时候，他就是站着，偶尔有认识的孩子打个招呼。”
杨芸不理解为什么要设置“护学岗”，孩子幼儿园设在小区内，本已有保安和执勤民警，她感到足够安全，不用额外让家长来站岗。
家长们对“护学岗”有不同的态度。一位来自浙江的家长认为“护学岗”有必要。早上孩子上学的时间也是上班的早高峰，按照她的观察，有些孩子自己上学会闯红灯，会突然冲过马路，轮值“护学岗”时，她会拿牌子挡着校门口的车辆，将孩子们引向更加安全的人行道。
此外，女儿学校放学时曾经发生过的一起车辆安全事故也令她心有余悸。“护学的家长拦一拦电动车、防一防闯红灯，是有用的。”她说。
在上海一所初中任职的班主任胡浩宇向记者介绍，该校“护学岗”已运行至少四年，一位孩子的家长理论上一学期轮到2次左右。如果下班晚、家里远，或有单亲、祖辈帮不到忙的情况，值岗由家委会成员顶班。
胡浩宇说，学校设立“护学岗”的背景是，校门口就是马路，路中段没有红绿灯。目前，上下学时段由4名家长与1名教师值守，交警也在场。家长分别站在人行道的四个角，协助拦停车辆，还要负责看住学生，当学生积攒到一定数量时再放行。
在胡浩宇看来，大部分学生是骑车上下学的，更需要护住，“现在小朋友骑车飞快，安全性远远不如步行”。
“护学岗”设立的初衷之一，就是为了缓解高峰时段校门口的拥堵。据可考的公开报道，“家长护学岗”的雏形最早可追溯至2011年，当时宁波市市级机关第二幼儿园首创“护苗队”模式：家长车辆停在园门十米外，由家长志愿者将孩子接进园内。
这一做法因效果显著，迅速在宁波中小学推广。2012年，在教育部门组织下，宁波市海曙区镇明中心小学也组建了“护苗队”，并培训家长。此后，教育部刊发简报，向全国介绍“宁波经验”。
2015年3月，公安部办公厅、教育部办公厅联合印发《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防范工作规范（试行）》，明确提出“完善城市学校‘护学岗’、‘高峰勤务’机制”，并“组织学校与周边单位干部、社区居民、学生家长、志愿者开展群防群治”。这标志着“护学岗”被正式纳入国家层面的工作规范。
2021年1月，教育部再次发文，要求“健全落实校园周边‘高峰勤务’和‘护学岗’机制”，并“积极组织学校安保人员、教师和家长志愿者等，配合执勤民警做好上下学时段校门周边防控工作”。
“我们读书的时候没有家长接送孩子的习惯，孩子们就近结伴到学校去。”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梅志罡对记者回忆，他今年58岁，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城乡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当时）马路上是很安全的，孩子们进出学校没有安全隐患，所以说不需要‘护学岗’”。
梅志罡说，“护学岗”设立的背景是，随着社会快速发展，车辆数量增多，交通潜在风险激增。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我国私人汽车近20年间保有量涨幅超过15倍。在接送孩子的过程中，也有一些家长提前开车到校，导致学校门口更加拥堵。
他认为，仅靠公安或学校的力量，已难以完全保障学生出行安全。“公安的责任是保障交通通畅，压力巨大，不可能无限投入人力到每一个校门口。”在政策设计上，“护学岗”原本是一种志愿服务，旨在建立公众互助的安全体系。
问题在于，“教育部门是建议而非命令家长参与。如果在执行中变得简单粗暴，这是要批判的。”梅志罡说，理想的状态应是自愿参与，“如果班级里有家长报名，就组织大家参与“护学岗”；如果没有，这个班级就不组织”。
“自愿”、家委会、模糊的边界
杨芸最初收到“护学岗”通知时，孩子刚进入幼儿园，她想着还有三年上学时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虽然对“护学岗”不理解，但家人仍然每次都会去站岗。
“好像是没什么推脱的借口。老师到时候打电话问你人在哪里，想想也挺尴尬的……”杨芸说。
杨芸孩子幼儿园的“护学岗”排班。
和很多学生家长一样，遇到觉得不合理的机制，杨芸有时需要通过家委会进行家校沟通。梅志罡告诉记者，家委会应该是一个平等沟通的地方，家委会向老师表达家长对班级的建议，为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
而在杨芸的体验中，家委会更像是“站在学校一边”。她孩子所在幼儿园的家委会成员由家长自荐产生，临近年底填写学校满意度调查时，家委会成员在群里“提醒”：伙食饮水情况要填“满意”，因为“比较满意”相当于“不及格”。她还听家委会家长提起过，收到老师的暗示，希望可以给老师送锦旗。平日里，她会从家委会成员那里收到会议纪要，“类似学校这个月做了哪些工作”。
杨芸孩子幼儿园的家委会成员在群里提醒，伙食饮水情况要填“满意”。
来自昆山的一名家长也有相似的感受，他觉得，家委会“是（学校的）传声筒”，“护学岗”的值班名单就是由家委会成员截图发在班级群里的。
杨芸想过拨打12345投诉学校的“护学岗”安排，被丈夫劝阻，担心孩子被针对。她也有顾虑，即便投诉时要求不回访，她投诉的相关信息最终也会转到学校。
上述昆山的家长直言：“为了不让孩子被针对，我只能‘被迫自愿’，请假（站‘护学岗’）。”
昆山家长班级群里，有家长表示没有时间值“护学岗”，回复“私下调整”。
很难说清，这种心理是如何在家长心中形成的。而在多位家长的讲述中，都提到长期以来家校责任边界的模糊，以及学校和老师作为主导的一方，很容易为家长“安排任务”。
甘肃家长沈志成曾短暂担任家委会成员，在他任职期间，班主任让家委会成员轮流统计孩子所在小组学生们的课外作业打卡分数，一位成员轮值一学期，上学日每晚都要统计。沈志成觉得一些家长晚上会没空，也有家长告诉他晚上“扛不住了”，只能在第二天早上补。沈志成于是建议老师用自动化工具提高效率，但被否定了。
当沈志成表示自己没时间继续统计时，班主任说：“这学期不做，下学期也要轮。如果孩子不参与，家长也可以不参与。”
“学校或老师的规则，似乎不允许挑战。”沈志成后来退出了家委会。
还有一次，在班级群里，老师转发通知，让家长带孩子看电影。沈志成发现，通知里实际写的是让班主任带孩子看。他在群里问，让家长做这件事，把电影发给家长是不是有盗版风险？他的消息被班主任撤回，转为私聊处理。
沈志成称，他曾在群里分享教育相关内容，也多被撤回。班主任告诉他，该群仅用于学校发布通知，有事请私信。沈志成说，他因此逐渐对家校沟通感到消极，觉得沟通氛围不平等。
杨芸也感受到，家庭和学校的职责边界似乎在互相渗透，变得不那么明晰。孩子所在的幼儿园，从小班开始就让孩子们画主题小板报，或用绘画形式回答问题。她发现，老师会表扬那些明显是家长完成的画作。有时，幼儿园老师会让孩子们回家看涉及安全的电视节目，要求家长拍摄孩子正在看电视的视频。
在一些地方的教育部门官网上，也可以看到家长的抱怨。2025年2月，有厦门家长反映：“家长为什么要去门口执勤站岗……家长不用上班吗？”“学校打扫卫生，为什么让家长去扫？为什么让家长去帮孩子值日？这到底是谁上学？”对此，厦门市教育局回复，市教育局已多次提醒学校，在组织家长参与志愿服务时，要注意方式方法，不得强制参加。
事实上，近年来，多地家长在网上留言，建议取消或规范“护学岗”，但似乎都被“自愿”卡住了。
2023年12月，在南京市教育局网站上，有家长反映“强制站岗影响工作”。教育局回应称，“护学岗”依据本地工作规范设立，“如您因工作生活确有不便，可向学校（幼儿园）提出，以便妥善做出安排”。
2024年9月，包头一家长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上反映“一周轮四次，假都请不来”，当地政府回复称将“灵活安排值岗”。
同年10月及次年9月，武汉、长沙亦有家长在武汉城市留言板、红网《问政湖南》栏目呼吁叫停“强制轮值”，两地均回复应“坚持自愿原则”。有武汉家长在评论区留言：希望至少要把这个强制“自愿”问题解决，而不是明知执行变样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红网《问政湖南》栏目，搜索“护学岗”，可看到不少家长意见。
琐事、考核、“责任无限大”
山西的班主任王越理解家长的心情，“自己需要上班，生活的琐事繁多，还要专门请假去学校门口维持秩序，烦上加烦。”若‘护学岗’有家长不来，她感到作为老师，“夹在中间很难办”。
她也不太理解为什么要安排家长来校门口站岗，虽然认可校门口拥挤、需要维持秩序，但她觉得家长没有经过专业培训，却承担本应由交警、保安负责的工作，容易引发安全与法律风险 ，反而让事态更加复杂。
“这件事本身就很没有说服力。”王越观察中，“护学岗”存在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现在学校和老师的责任越来越重，所以会让家长尽可能地参与到校园生活中，“家校合力”。
王越所说的老师的责任并非指教学，更多指教学过程管理和安全监督等事项。她举例，比如（上级部门要）给家长宣传戴头盔，会让老师监督家长；她同学所在的学校，寒暑假老师还要去巡河，担心有学生落水。
平时她要处理许多琐事，因为“事事讲求留痕”，一个班五十几个学生，每个学生都要完成观看视频、拍照打卡的任务，如果留守孩子的爷爷奶奶不会操作，或者家长不配合，她要一个一个打电话催家长完成。在王越看来，这是教育的一种让步，“越来越多”的额外任务压在老师和家长身上，她时常觉得没办法纯粹关注教学。
这类“家校共育”任务，杨芸没有都完成。她记得，老师会在家长会上说，“我们这个班级任务完成率是最低的”。她心想，家长也不是机器人。
在她的理解中，“护学岗”也是“家校共育”的一部分，在校门口、楼道、洗手台等地方站岗，“只是增加机会让家长进校看看”。
配资炒股对于种种落在老师头上的任务，王越吐槽，“网上说‘各部门都能给老师安排任务’，确实是真的。”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的学者宋萑、吴健健在论文《我国中小学教师负担生成机制的质性研究》中曾提到，在政府“管办评”包办的制度结构下，多个行政部门都负有“办教育”的责任。除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能给学校安排任务外，研究中，教师们提到的其他行政部门和机关有县委、县团委、卫健委、交通局、派出所、安全办等。论文称，在本研究中，有效落实“管办评分离”改革的某地教师的增量负担远远少于其他地区的受访教师。
该论文还提到，本研究（研究涉及5所公办小学，分布于华北、西北、长三角地区）中的学校每个学期都有检查，而且每有新的政策出台或有与教育相关的社会热点事件发生，相关的行政部门和单位都会去学校检查。“中小学校面临着‘责任无限大’的艰难处境，最典型的就体现在学生的安全问题上。”
“护学岗”有时会与对学校的考核挂钩。据《新京报》报道，广东一所小学的家长从校领导处看到，“护学岗”开展情况直接与校级评优评分挂钩。
在昆明经开区的官方公众号文章中，有这样的表述：“建立由学校领导、值班教师、保安员、学生家长和公安机关共同组成的安全护学队伍”，要“确定人员名单，制定排班计划”，将“平安学校”纳入全市平安目标管理责任制考核评价之中。
梅志罡对此进一步解释说，“护学岗”执行上的变形与长期的“行政命令式”管理体制有关。“一些行政单位为了执行成本更低，执行政策时直接命令，把倡导性规定转化为考核指标。”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胡伶长期关注教育政策监测与评估、教育治理研究，在她的观察中，许多教师大量精力被非教学琐事消耗，家庭被裹挟成为学校的“校外执行部”。
家长吐槽的学校任务。图源：网易数读
具体到“护学岗”的安排，“学校作为主要的执行主体，必须找到成本最低的解决方案”。胡伶分析，当纯粹的自愿失灵时，通过班级群体“软性强制”排班，就成为了一种稳定、高效且能快速分摊责任的非正式规则。“学校在不堪重负面前，将压力外溢给家长。”
压力层层下达。杨芸记得，“护学岗”的任务摊派下来后，班主任对家长们说，自觉准时到岗，“不要让她打电话催”。
“家校都是承担者。”梅志罡感叹，“护学岗”是当下教育问题的一个缩影。
他试图从另一个视角理解家长感受到的“强制”——回到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和教育过程的民主性来看。“每个学校怎么发展，除了国家大政方针，还应由学校和家校委员会共同协商决定，不是教育局或学校单方面说了算。”
纠纷、“公众”、敏感的孩子
这些年，王越感觉到，学校和家长的纠纷变多，因此像“护学岗”这样的安排，“也可以理解为是分担一部分责任”。
上述《我国中小学教师负担生成机制的质性研究》的论文中，一位受访的校长向研究者谈到责任认定的问题：当学生出现任何安全问题，如果学生家长要求追责，那么在目前的责任认定中，学校和教师“难辞其咎”。“就是说白了，学校是公家的，你代表的是集体，家长是个人，是弱势，所以家长因为这个孩子出事去告学校的过程当中，法律判决的时候，即便这个学校没错，但是你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对学校职责界定的模糊，使得教师对学生安全工作处于高度警戒的状态，学校安排安全教育班会、发放各类安全教育通知、要求班主任坐班等大量工作，还刻意“留下证据”，生怕学生“出事”后学校被追责。
胡浩宇对此也有过思考，家长质疑“护学岗”以及“自愿原则”的背后，是道路安全隐患、早高峰特殊情况和家长工作繁忙等诸多矛盾而复杂情况的集合。他觉得核心问题是：“校外发生事故，是否过错方在于学校？”
他有一连串疑问：若是孩子在上学或放学路上出了问题，责任该如何分配？如需校方承担责任，那是否可以额外增派人手给学校？若自愿原则下无人完成护导工作，出现事故又该怎么办？
对于反对“护学岗”的声音，梅志罡有另一种理解，作为学校，根据职责，每天早上家长把孩子送进校园，学校就开始负责；放学后，把孩子送出校园，学校责任就结束了。“如果每位家长都能答应这件事，“护学岗”是可以取消的。”他说。
梅志罡认为，校园之外的校门口是公共区域，公共区域的安全，第一，由公安交管部门负责，第二，公众是自己的安全负责人。孩子也是“公众”，要对自己的安全负责任，家长作为监护人，对此也有责任。在孩子走出校门、到家长接到孩子的这一段，“护学岗”原本要建立的是一个公众互保的安全体系，“你帮我，我帮你”。
胡伶也谈到，“护学岗”试图引入的是“群防群治”理念，动员家长这样的社会力量作为公安专业力量的补充，弥补公共安全资源的阶段性不足。
解决“护学岗”问题的核心，她认为是“让专业归专业，社区归社区”。
只是，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社区的生活空间从熟悉互助的熟人社会转向流动疏离的原子化社会，胡伶感受到，家庭在这种转型下承担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不同于以往一个院子、一个单位的人们相互帮衬着看“娃”，现在的小家庭各自分散育儿，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托举孩子。除了经济上的压力，父母还要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情绪。澎湃新闻曾根据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统计发现，从2010年到2018年的这近十年时间里，小学生家长每周辅导作业的时长从3.67个小时，增加到了5.88个小时。2020年，三年级学生家长每周辅导的时间更是达到了7.81小时。
从2010年到2018年，小学生家长每周辅导作业的时长变化。图源：澎湃美术课
胡伶谈到，此前的独生子女政策有较长远影响，在这个背景下出现了精英育儿理念和风险厌恶文化下的密集型养育。她认为，这使得家庭的介入成为常态，默认了家校责任捆绑的模式，家校都在“内耗”。
“社会转型中的风险与压力最终由家校这两个最直接、最缺乏议价能力的单元内部消化。”胡伶说。
作为老师，王越会感受到来自家长的不信任，家长会提醒她孩子需要脱雨鞋、滴眼药水。孩子磕破皮，有家长联系她，希望查监控，看是谁推的，她曾试图解释孩子打闹摔倒很正常，但家长坚持要说法。还有学生自己摔倒磕了牙，家长“冲”到办公室骂她监护不力，说应该把她“清出去”。
胡伶觉得，理想的家校边界是学校承担专业教育教学与校园管理的核心功能，家庭承担生活养育、人格养成与情感支持的核心功能。最令她担忧的是，现在家长和老师共同忙碌、疲惫的局面可能对孩子造成看不见的伤害。
“上下学由成人无缝对接守护，作业由家长打卡监督，孩子失去了管理自己时间、评估自身风险、承担行为后果的关键学习机会。”她提到，在“安全气泡”中成长的孩子缺乏在真实、复杂的社会场景中识别、评估和应对适度风险的经验，容易走向两个极端，要么极度缺乏安全感、对陌生环境感到恐惧，要么盲目冒险。
胡伶说，解决好“护学岗”背后的问题，不仅仅是在减轻家长和老师的负担，更是在选择我们将养育出怎样的一代人：是习惯被安排、回避风险、对社会信任感低的脆弱一代，还是更具自主性、责任感、应对能力和社区公共意识的韧性一代？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江苏证券配资综合服务网，文中人物除梅志罡、胡伶外，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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