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阳市渭城区底张街道原上召窑村南的封土堆，经考古发掘和勘探证实为一座秦陵。这是咸阳原上已发现的第四座秦陵，整体呈“回”字形布局，由外兆沟、内兆沟、内园墙、陪葬墓、祔葬墓、祭祀坑、主陵等构成。考古人员进一步研究认为，或为嫡祖母华阳太后之陵墓。9月18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组公布了这一最新考古成果。
陵园整体呈“回”字形布局
分为内、外两部分
券商股票配资据考古现场负责人赵汗青馆员介绍，陕西咸阳上召窑秦陵位于咸阳市渭城区底张街道原上召窑村南，南邻天翼西路，西南距司家庄秦陵封土约2300米。
2018年，为配合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建设，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项目用地内的文物保护单位“恭陵”进行了勘探，确认其为一座带有独立陵园的“亚”字形大墓。
202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陵园北部开展了考古发掘，并进行了补充勘探，基本厘清了陵园的整体布局结构。因该陵位于原上召窑村范围内，故定名为“上召窑秦陵”。
图为陵园布局平面图
上召窑秦陵陵园平面近方形，方向165°，整体呈“回”字形布局，由外兆沟、内兆沟、内园墙、陪葬墓、祔葬墓、祭祀坑、主陵等要素构成。内园墙将陵园分为内、外两部分，墙内为内陵园，墙外至外兆沟为外陵园。带覆斗形封土的“亚”字形大墓位于内陵园中部、陵园南北中轴线上。
发现陪葬墓45座
祔葬墓15座中5座带有陪葬车马坑
陪葬墓共发现45座，分布于外陵园北部的内外兆沟之间，排列整齐，多为东西向，形制包括竖穴土坑墓和竖穴墓道洞室墓两类。
祔葬墓共发现15座，位于外陵园北部、北内兆沟以南，呈东西向直线排列，其中5座带有陪葬车马坑，7座拥有独立兆沟。
据了解，两者的区别在于：祔葬墓是基于血缘、婚姻等亲属关系，陪葬墓则是基于君臣、等级等政治关系。
祭祀坑62座集中分布于外陵园西北部，均为竖穴土坑，坑内未发现实体祭品。
此外，陵园内还发现灰沟1条、道路2条，以及分布于主陵周围的陪葬坑8座。
主陵封土呈覆斗形，顶部略呈正方形，底部南北长83—85米，东西宽83.4—93.4米，残高约10米。封土之下为“亚”字形大墓，四条斜坡墓道分别位于墓室四边中部，东西通长200米，南北通长188.5米。墓室平面略呈方形，边长约56.6—59.7米，深26.4米。
出土器物258件（组）
年代为战国晚期，属秦王级别陵墓
本次发掘出土器物258件（组），质地包括陶、铜、铁、铅、玉、石、玛瑙、琉璃、料珠、骨、蚌等。
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器类包括鼎、盒、壶、罐、盆、釜、鍪等，部分器物戳印有“咸广里高”“咸重成未”“咸宜都次”等陶文。
铜器多出自祔葬墓，包括鼎、壶等，其中一件铜鼎刻有“宋氏”铭文。在一座陪葬墓中发现了两枚铜印章，一枚阴刻“姚胜之印”四字，另一枚阳刻“忻”字。
上召窑秦陵出土的铜器
玉器均出土于祔葬墓，器类有印章、鸟、琮、璜、瑗、环、管、剑首、凿、锛。出土印章1枚，黄玉，长方形，桥形钮，印面有一周边框，阴刻“思之”二字。
图为出土的玉鸟
对陪葬墓人骨的碳十四测年，显示其年代为公元前389年至前208年。综合墓葬形制、陵园结构及出土器物特征判断，上召窑秦陵的年代当为战国晚期，属于秦王级别的陵墓。
考古人员分析认为
墓主是华阳太后的可能性最大
据介绍，咸阳原上此前已发现周陵镇秦陵、严家沟秦陵和司家庄秦陵三座秦陵园，上召窑秦陵是这一区域发现的第四座。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上召窑秦陵与司家庄秦陵在陵园形制、布局结构等方面高度一致，二者年代或较为接近，墓主之间的关系亦或较为密切。
结合文献记载与战国秦陵埋葬制度，学者推测上召窑秦陵的墓主可能是战国晚期秦国的某位太后。
那么墓主最可能是谁？赵汗青基于咸阳陵区内4座秦陵园的考古发现，通过空间分布与类型学研究，将其划分为“长方形陵园组”和“近方形陵园组”。在此基础上，结合历史文献、考古材料与相关研究成果，运用排除法，对上召窑秦陵墓主身份进行辨析，最终认为墓主为华阳太后的可能性最大。其文章与上召窑秦陵考古勘探发掘简报均发表在最近一期（2026年第7期）的《考古与文物》上，题为《上召窑秦陵墓主身份试析》。
文中分析认为，结合历史文献和相关研究成果，可考葬于咸阳原的秦王与王后包括：惠文王、悼武王、孝文王和华阳太后。若以司家庄秦陵为孝文王“寿陵”的观点来看，上召窑秦陵墓主可能是昭襄王、庄襄王、夏太后或华阳太后之一。《史记》明确记载昭襄王、庄襄王葬于“芷阳”，且学界目前普遍认同神禾原秦陵墓主为夏太后，那么上召窑秦陵的墓主只可能是华阳太后。
若将上召窑秦陵的墓主定为华阳太后，同时认定司家庄秦陵为孝文王“寿陵”，则咸阳原上剩余两座秦陵园的墓主，便自然对应为惠文王与悼武王。若此推测将来得以证实，则表明至迟自孝文王以降，秦国在陵墓制度上已出现重要创新，即秦王与王后不再同葬于一座陵园之内，而是分别葬于相邻的独立陵园中，每座陵园仅设1座“亚”字形大墓。这可能对后来秦始皇帝陵的规划设计产生了深远影响，或为其形制的一个重要渊源，可视为秦陵制度演变的重要环节。
陵园形制的变化
或与“二后并尊”特殊政治背景相关
文中介绍，战国秦王陵，自惠文王“公陵”、悼武王“永陵”至昭襄王东陵“一号陵园”，在陵园形制上展现出明显的延续性：均采用南北向长方形布局，王陵与后陵沿中轴线南北排列，王陵居于陵园中心偏南之位。这一持续稳定的形制传统，至孝文王“寿陵”时出现了显著变化，陵园的长宽比缩小，平面形态趋近方形，且陵园中央仅设1座陵墓。这一形制上的突变并非孤立现象，而很可能与孝文王逝世后所形成的华阳太后与夏太后“二后并尊”的特殊政治背景密切相关。
孝文王之前，无论秦王与王后存殁先后，均采用同茔异穴合葬的形式，从严家沟秦陵、周陵镇秦陵、芷阳一号陵园考古发现来看，陵园在营建时也会预留出后陵的位置。孝文王去世后，庄襄王在继位之初就面临着艰难抉择：夏太后和华阳太后将来谁入陵园与先王合葬？生母夏太后虽受冷落却对自己有养育之恩，养母华阳夫人则通过强大的政治势力助力自己成为秦王，任何选择都将打破这种微妙的政治平衡。
在此情形下，庄襄王或遵循孝文王遗命，或独立自主，作出了制度性调整：为孝文王独建“寿陵”，不再延续王、后同园合葬之旧制，从而规避了必须从“二后”中择一而葬的难题。此举措，或可解释“寿陵”仅设一墓，形制突变的考古现象。孝文王去世后十年，夏太后薨。在饱受一辈子冷落之后，她选择了“独别葬杜东，东望吾子，西望吾夫”。又过了十年，华阳太后离世，与孝文王会葬“寿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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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晚期的几位秦国国君及其与秦始皇的关系
从秦非子因善于养马被周孝王封于秦地号秦嬴开始，秦历经约700年，共有30余位国君，最终由秦始皇完成统一。
其中战国晚期的几位秦国国君分别是：秦孝公（嬴渠梁，推行商鞅变法）、秦惠文王（嬴驷，第一位称王）、秦悼武王（嬴荡，惠文王之子，昭襄王同父异母兄，在位仅4年，因举鼎意外去世）、秦昭襄王（嬴稷，在位时间最长）、秦孝文王（嬴柱，昭襄王之子，初封安国君）、秦庄襄王（嬴子楚/异人，秦始皇嬴政之父）。
公元前251年（秦昭襄王五十六年），秦昭襄王去世，安国君继位，是为秦孝文王。孝文王封华阳夫人为王后，封子楚为太子，为安国君生下儿子嬴子楚的夏姬未得封赏。孝文王即位当年即去世，太子子楚继位，是为秦庄襄王。秦庄襄王尊华阳夫人为华阳太后，尊生母夏姬为夏太后。因此，华阳太后为嬴政的嫡祖母，而夏太后为为嬴政的亲祖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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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中宗时户部尚书李承嘉被“官方毁墓”
考古人员2017年在西安市长安区大居安村发掘的一座规模较大的长斜坡墓道、多天井砖券单室壁画墓，墓主人为唐中宗时期户部尚书李承嘉。该墓其毁坏程度与唐昭容上官氏墓被毁如出一辙，应为“官方毁墓”所致。
9月18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组织召开考古成果集中发布活动，公布了上述考古研究成果。
墓室被毁严重
地砖及棺床砌砖都被揭掉
考古现场负责人苗轶飞副研究馆员介绍，2017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市长安区大居安村发掘了6座唐墓，其中M5规模较大，曾遭严重破坏：
甬道口砖、石两道封门皆被破坏，仅在填土内发现多件石门碎块，上面有线刻人物、花卉等装饰。墓室被毁严重，连铺地砖及棺床砌砖都被揭掉破坏，墓室四隅残存山石风景图壁画。墓志被砸，墓主骨骸也全无踪迹，其毁坏程度与唐昭容上官氏墓如出一辙，推断可能是“官方毁墓”所致。
元股证券:ygzq.hk出土墓志虽因残缺难觅墓主名讳，但据志文关键信息检阅两唐书等史籍推知，墓主系唐中宗时户部尚书、襄武郡公李承嘉。其一生主要活动于高宗和武周时期，在武则天时受到荣宠，中宗朝官至正三品阶户部尚书职、封爵正二品襄武郡公而显赫一时。景龙四年(710年)入葬高阳原，卒年60岁。
从残存有两方不同形制线刻的志盖看，推测还应有一方墓志，由于规格较小而被盗走，李承嘉墓志因其厚重较大而得以幸存，故此墓或为李承嘉夫妇合葬墓。
他是武韦集团打压异己的利刃
构陷五王的急先锋
李承嘉究竟做了何事被“官方毁墓”？
项目成员、助理研究员王亮亮介绍，李承嘉出身功勋世家，祖父李宽曾任太常卿，长安区曾出土过李宽碑志，距离李承嘉墓只有2公里。李承嘉墓志详细记载了其历官情况，从初入官场的基层僚佐，逐渐升迁为台省郎官与京畿县令，最终成为三品大员。
公元705年，张柬之、敬晖等五大臣发动神龙政变。政变之后，朝廷形成了多方角力的混乱格局。李承嘉正是在这场乱局中的政坛投机者。墓志记载他“赐铁券，恕十死”，根据史书记载，当时获此殊荣的基本上都是神龙政变的功臣，李承嘉也在其中，所以很可能他也直接参与了神龙政变，至少也是事后有拥立之功。
但看清朝堂局势后，他很快便主动投靠武三思麾下，成为武韦集团打压异己的一把利刃，在神龙年间的数次政治清洗中都扮演了执行者的角色。尤其是后来的“五王”一案，时任御史大夫的李承嘉彻底投靠了武三思，成为构陷“五王”的急先锋，事后得到的好处也显而易见，授金紫光禄大夫，进封襄武郡公，并得到韦后赏赐。
“五王”一案给李承嘉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荣宠，但也是他官场生涯中的最大污点。而李承嘉的最终结局，也恰恰印证了这种政治投机的风险。他的墓葬损毁严重，和此前出土的上官婉儿墓如出一辙，应为“官方毁墓”。应该就发生在后来唐睿宗清算武三思一党的时间。
长安区一唐墓出土一批制作精湛三彩器
9月18日，记者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获悉：西安市长安区樱花一路唐墓M51，出土了一批组合完整、器类典型、制作精湛的三彩器，为深入研究唐代关中地区三彩器的产地及制作工艺等问题提供了关键材料。
据介绍，2025年，为配合长安区新城南北规划一路（西长安街—樱花一路）市政工程项目建设，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项目用地开展了考古发掘工作，共清理墓葬115座、沟17条，遗存年代涵盖西汉、东汉、隋、唐、明、清，出土各类文物标本1234件（组）。其中，唐墓M51出土了一批组合完整、器类典型、制作精湛的三彩器,共16件，包括镇墓兽、天王俑、女俑、男俑、骆驼、马、塔式罐、灯台各2件。另有陶鸡、陶高足杯模型、铜镜、漆木器各1件，铅饰1组8件。
这批三彩器胎体呈灰白色，质地坚硬，踏板或台座底部均可见粉白色化妆土。人物俑与动物模型的头部、身部分体合模制作后，经手制修整成型，未施釉的部位多在烧造完成后施加彩绘。釉色以蓝、黄、绿、白四色为主，蓝釉使用尤为广泛，另可见呈丝绸缬染效果的白色斑点釉彩。
两件镇墓兽一人面一兽面，昂首挺胸蹲踞于山形台座之上，面目威猛，造型雄健。天王俑体态魁梧，头戴兜鍪，身着明光铠，足下踏一小鬼，身姿略呈“S”形，充分体现了盛唐时期三彩造型艺术的成熟风格。女立俑略高于男立俑，体态优美，发髻高挽，面部施粉白彩，眉间花钿清晰可辨，服饰施蓝、黄等色釉。两件男立俑中，一件为双髻童俑，另一件头戴尖顶毡帽、高鼻深目，呈典型胡人形象。载物骆驼与骑乘骆驼的出土，生动再现了盛唐时期丝绸之路商队往来不绝的繁荣景象。
出土三彩马的辔头上，络头、衔、镳保存完整，背部鞍鞯齐备，细节刻画精细。塔式罐的罐身采用仿金银器的贴花装饰工艺，其中一件罐身贴附骑马男子、猎犬和野兔图像，构图完整，富有动感，呈现出狩猎场景的生动画面。
根据墓葬形制及出土器物特征推断，M51的年代应为盛唐后期。
本组稿件由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 马虎振 采写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B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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